金哀宗的悲劇
沈淦
金朝滅亡前夕，金哀宗對侍臣說：“我為金紫十年，太子十年，人主十年，自知無大過惡，死無恨矣。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，至我而絕，與自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，獨此為介介耳。”（《金史·哀宗紀》。以后凡引自該篇，不另加注）
金哀宗確實“無大過惡”，不同于“自古荒淫暴亂之君”。他為挽救金王朝的滅亡而夙興夜寐，殫精竭力，但終于無法阻止這個沒落王朝必然滅亡的趨勢，他自己也未能逃脫亡國之君的可悲結局。
金哀宗名完顏守緒，是金章宗完顏珣的第三子，生于章宗承安三年（公元1198年）八月。泰和（1201——1208年）年間，授金紫大夫。宣宗即位，進封遂王。貞祐四年（1216年）正月，被立為太子。元光二年（1223年）十二月，宣宗駕崩。第二天，完顏守緒登上了皇帝的寶座。此時，金王朝立國已百有余年，太祖、太宗時“天下莫強”的盛世早已無影無蹤，世宗時“上下相安，家給人足”（《金史·世宗紀下》）的小康局面也已成為不可復返的歷史陳跡。哀宗所面對的。只是一個千瘡百孔、衰敗不堪的末世王朝:內部政治腐敗，經(jīng)濟殘破，紅襖軍大起義綿延不絕；外遭強大的蒙古不斷從北方進攻，黃河以北已盡為蒙古所占，金與西方的西夏、南方的南宋也時有戰(zhàn)爭，不斷地消耗著瀕臨衰竭的國力。
面對這嚴酷的現(xiàn)實，金哀宗不愿當亡國之君，力圖振作起來。即位的第二天，就下詔宣布：“有便于時欲行而未及者，悉奉而行之。”此后，為救亡圖存，他采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。
一、力和宋夏，全力抗蒙
金宣宗面對蒙古的猛烈進攻，一再妥協(xié)退讓，不敢組織有效的抵抗，卻寄希望向南方的宋境開疆拓土，以彌補北方的喪師失地，把主要兵力放在南侵上。結果，不僅“擴地”不成，自己卻“士馬折耗，十不一存”（《金史·完顏合達傳》），處于腹背受敵的困難處境。與西夏也是“構難十年不解”，弄得“精銳皆盡，而兩國俱弊”（《金史·外國傳上·西夏》）。為改變這種不利局面，迅速停止對宋、夏的戰(zhàn)爭，正大元年（1224年）六月，哀宗派樞密官移剌蒲阿領兵到光州，四處張榜，告諭宋界軍民，表示從今以后，“更不南伐”。宋廷起初尚不大相信，但是十年之間，哀宗“屢敕邊將不妄侵掠”又于正大七年（1230年），下令將清口宋敗軍三千人“悉縱遣之”。從這以后，“宋人始信之，遂有繼好之意”（《金史·完顏合達傳》），宋金矛盾相對緩和。正大二年（1225年）九月，哀宗又與“從來臣屬我朝”的西夏結為兄弟之國，簽訂了停戰(zhàn)協(xié)定。這樣，金國擺脫了三面受敵的困境，得以集中兵力，主動向蒙古軍發(fā)起進攻，接連收復了平陽、太原等軍事重鎮(zhèn)，抗蒙斗爭的局勢稍有好轉。
二、打擊奸佞之臣，爭取中間勢力，任用抗蒙將相
金朝末期，政治黑暗腐敗，奸臣得勢，正氣不得伸張。哀宗即位之初，就將聲勢煊赫、殘酷苛刻的吏部侍郎蒲察合住處死。將左司員外郎尼龐古華山貶逐出京。“逐二奸臣，士大夫相賀”。
對于犯法的皇親國戚，哀宗也能不徇私情。內族王家奴倚勢殺一主簿，諸臣紛紛為之求情。哀宗道：“英王（完顏守純）朕兄，敢妄撻一人乎？朕為人主，敢以無罪害一人乎？國家衰弱之際，生靈有幾何，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，吾民無主矣。”當即傳旨，將王家奴依法處斬。
武仙是一個地方豪強，一度投降蒙古，因與蒙古主將史天倪有矛盾，遂殺史而歸金。對于“財富兵強”（《金史·武仙傳》）的武仙，哀宗極力籠絡，復封其為恒山公，置府于衛(wèi)州。這對于爭取中間力量，穩(wěn)定當時的抗蒙武裝，起了積極作用。
為了激勵人心，哀宗為抗蒙死難的將佐建立“褒忠廟”，并“書死節(jié)子孫于御屏，量材官使之”，先后起用“為人忠實，憂國奉公”（《金史·把胡魯傳》）的把胡魯，“為政鎮(zhèn)靜”、“通達吏事”（《金史·胥鼎傳》）的胥鼎為平章政事，用“熟知敵情，習于行陣”（《金史·完顏合達傳》）的良將完顏合達為參知政事，分掌軍政大權。尤其是提拔了抗蒙名將完顏陳和尚,更是值得稱道。
完顏陳和尚是名將完顏斜烈的從弟，因被誣為“以私忿殺人”（《金史·忠義傳三》）而囚于獄中。斜烈死后，哀宗不顧臺諫的反對，毅然將其釋放，并對他說：“今以汝兄故，曲法赦汝，天下必有議我者。他日，汝奮發(fā)立功名，國家得汝力，始以我為不妄赦矣。”陳和尚被感動得“且泣且拜，悲動左右，不能出一言為謝。”（《金史·忠義傳三》）
果然，完顏陳和尚沒有辜負哀宗的期望。正大五年（1228年），他統(tǒng)率四百名忠孝軍騎兵，在大昌原大破蒙古八千之眾，解了慶陽之圍。史稱“蓋自有蒙古之難，二十年間始有此捷”（《宋史紀事本末》卷九十）。正大七年（1230年），陳和尚又于衛(wèi)州城下大破蒙古軍，解了衛(wèi)州之圍。正大八年，陳和尚再次在倒回谷大敗蒙古名將速不臺。陳和尚率領的忠孝軍，日益成為“諸軍倚以為重”（《金史·忠義傳三》）的一支抗蒙勁旅。
三、倡儒學，開言路，課農(nóng)桑
正大三年（1226年），哀宗于內庭置“益政院”，以“學問該博、議論宏遠”者數(shù)人兼之，并以禮部尚書楊云翼等為益政院說書官，每天以二人值日，以備顧問，“講《尚書》、《通鑒》、《貞觀政要》”（《金史·百官志二》）。直到天興二年（1233）年，哀宗出奔歸德，才不得不取消了這項制度。
為了總結前代“治世”與“亂世”的經(jīng)驗教訓，哀宗命人修纂了《大定遺訓》和《宣宗實錄》，編訂了《尚書要略》，天興元年（1232年），還親自于汴京“釋奠孔子”。
以女真貴族為主體的金政權，從建立開始就一直推行民族壓迫政策，就連以“小堯舜”著稱的金世宗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歧視漢人與契丹等族人。我們沒有史料證明金哀宗在改變民族歧視方面作過努力，然而尊孔崇儒，這在客觀上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閡，尤其能團結漢族人士共同抗蒙?！督鹗?/span>·忠義傳四》載：“是時，女直人無死事者，長公主言于哀宗曰：‘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，無事則自家人爭強，有事則他人盡力，焉能不怨。’上默然。”這兒所說的“諸色人”，就是指女真族以外的各民族。陳和尚率領的忠孝軍，就是在蒙古侵掠中投附金朝的各族軍隊，包括回紇、乃蠻、羌、渾以及中原被俘逃來的漢人。當然，這主要是蒙古野蠻入侵，與中原各族矛盾激化的結果，但哀宗尊孔崇儒，顯然也對團結各族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。
哀宗即位之初，就傳旨：“草澤士庶，許直言軍國利害，雖涉譏諷無可采取者，并不坐罪。”邠州節(jié)度使貢來象征“祥瑞”的白兔，哀宗道：“得賢臣輔佐，年谷豐登，此上瑞也，焉事此為。”卻而不受，并派使者“遍諭四方，使知朕意”。隴州進黃鸚鵡，哀宗說：“外方獻珍禽異獸，違物性，損人力，令勿復進。”
正大元年（1224年），哀宗改定辟舉縣令法，“以六事課縣令”，在京東、西、南及陜西設大司農(nóng)，以“京師大司農(nóng)總之”，司農(nóng)以下設卿、少卿、丞等官職，卿以下輪番出外巡察，考核官吏的政績以決定升貶。史稱“使節(jié)所過，奸吏屏息，十年之間民政修舉，實賴其力”（《金史·百官志一》）。這雖不乏溢美之詞，但可以看出，哀宗以勸課農(nóng)桑來考核官吏，還是收到一定效果的。
哀宗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為了抗蒙圖存，為此，他盡力籠絡人心。元帥顏盞蝦蟆獻給他兩匹好馬，他說：“卿武藝超絕，此馬可充戰(zhàn)用，朕乘此豈能盡其力？”當即把此馬轉賜給顏盞蝦蟆本人。
開興元年（1232年）三月，蒙古軍大舉圍攻汴京。哀宗冒雨出來慰勞軍民，百姓要跪下叩拜，哀宗連忙止住道：“勿拜，恐泥污汝衣。”隨從官員進上蓑衣，他說：“軍士暴露，我何用此為。”將士們皆踴躍高呼萬歲，“至有感泣者”。哀宗又親自登上承天門，撫慰西城將士。西城守將赤盞合喜起先經(jīng)常以守衛(wèi)鳳翔有功而自夸，及守汴京時，蒙古軍對西城的進攻最為猛烈。合喜嚇得“語言失措，面無人色”（《金史·赤盞合喜傳》），根本無法指揮守城，弄得“人情洶懼，皆以為旦夕不支”（劉祁《歸潛志》）。將士們只是因為哀宗經(jīng)常親出慰勞，這才“人自激奮，爭為效命”，終于打退了蒙古軍的進攻，保住了汴京，使金王朝的壽命又延長了二年。
天興二年（1233年）正月，哀宗出奔歸德；六月，又逃至蔡州。蒙古軍隊跟蹤而至，對蔡州城展開了猛烈進攻。九月初九重陽節(jié)，哀宗于城內拜天，對將士們說：“比聞北兵將至，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?？v死王事，不失為忠孝之鬼。往者汝等立功，常慮不為朝廷所知，今日臨敵，朕親見之矣，汝等勉之。”因賞賜將士們以御酒。未及喝完，邏騎馳奏：敵兵數(shù)百突至城下。將士們都踴躍出城，一陣猛擊，蒙古兵奔潰。蒙古主帥塔察兒又以數(shù)百騎兵進駐城東，也被金兵殺得大敗而逃。“自是蒙古不復薄城，分筑長壘，圍之。”（《宋史紀事本末》卷九十一）
蔡州鄰近宋境，此時，南宋已與蒙古訂立條約，準備聯(lián)合攻金。哀宗命大臣完顏阿虎帶出使宋廷，叮囑道：“蒙古滅國四十，以及西夏；夏亡，及于我；我亡，必及于宋。唇亡齒寒，自然之理。若與我連和，所以為我者，亦為彼也。卿以此意曉之！”阿虎帶到了宋國，哪知此時的南宋早已忘了北宋助金滅遼，旋即自身也被金滅亡的教訓，不但不與金連和，反而出兵二萬、運米三十萬石以資助蒙古軍。十一月，宋蒙聯(lián)軍將蔡州城圍得鐵桶相似，金朝滅亡的命運再也無法避免了。
聯(lián)宋無望，哀宗自知無法逃脫亡國之君的厄運，對侍臣說：“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，或為獻俘，或辱于階庭，或閉之空谷。朕必不至于此。卿等觀之，朕志決矣！”為了能僥幸保住金王朝的“百年之祚”，哀宗于天興三年（1234）年正月，傳帝位于東面元帥完顏承麟。承麟“拜泣不敢受”。哀宗道：“朕所以付卿者，豈得已哉！以朕肌體肥重，不便鞍馬馳突。卿平日矯捷，有將略，萬一得免，祚胤不絕，此朕志也！”完顏承麟只得起而受璽。第二天舉行登基儀式，百官都來稱賀。行禮完畢，就急忙出外拒敵，而南面城墻已插上了宋軍的旗幟。不久，蒙古軍也沖進城內，與金軍展開了激烈的巷戰(zhàn)。哀宗見事急，囑咐侍從焚化其尸，即奔入幽蘭軒，自縊而死，年僅三十六歲（1198——1234年）。
完顏承麟退保子城，聽說哀宗駕崩，急率群臣入內哭奠，并對眾人說：“先帝在位十年，勤儉寬仁，圖復舊業(yè)，有志未就，可哀也已，宜謚曰哀宗。”祭奠未畢，子城又陷。諸人忙舉火焚燒哀宗尸身。這一天，完顏承麟也被亂兵所殺，金亡。
金朝后期，政治極端腐敗，經(jīng)濟全面殘破，滅亡的趨勢已不可避免。哀宗“區(qū)區(qū)生聚，圖存于亡”，終于“力盡乃斃”成了一個悲劇人物。我們當然不能將金王朝的滅亡完全歸罪于哀宗，但是，哀宗本人畢竟不是一個英明的君主，他既有救亡圖存的一面，又有庸懦無能的一面。
金王朝聯(lián)宋政策的破產(chǎn)，主要責任在宋方，倒也不能苛責于哀宗；但在打擊奸佞之臣、任用抗蒙將相方面，哀宗做得是很不夠的。
宰相高汝礪“欺君固位，天下所共嫉”，諫官請哀宗“黜之以厲百官”，哀宗反問道：“汝礪乃先帝立以為相者，又可黜歟？”（《金史·高汝礪傳》）
金自宣宗南渡以來，倚內侍為耳目，每逢臨陣對敵，都要差一名心腹太監(jiān)為監(jiān)軍。太監(jiān)不通軍事，多所掣肘，一遇強敵，又往往率先奔逃，嚴重挫傷了士氣，因而屢吃敗仗。對這一弊政，哀宗“因之不改，以迄于亡”（劉祁《歸潛志》）。
正大五年（1228年）四月，宰相師安石與臺諫御史等劾近侍張文壽等三人，希望哀宗將此“三奸”驅逐。哀宗勃然大怒，挖苦師安石道：“汝便承取賢相，朕為昏主，止矣。”師安石氣得“疽發(fā)腦而死”（《金史·師安石傳》）。哀宗也氣得四天沒有入朝視事。
哀宗后期，重用“恇怯無能”、“貪鄙專愎”（《金史·完顏白撒傳》），“只以能打毬稱”（劉祁《歸潛志》）的完顏白撒。蒙古兵猛攻汴京，“填壕過半”，白撒卻以“恐壞和議”為由，傳令眾將士“勿放一鏃”（薛應旂《宋元通鑒》）。眾將士恨其不戰(zhàn)誤國，揚言欲殺之。白撒嚇得“一夕數(shù)遷”（《金史·完顏白撒傳》）。對這樣的權奸，哀宗不但不嚴加懲治，還派出二百名親軍，暗中給予保護。
汴京被圍時，哀宗要百官推舉大將。大家推舉劉益，哀宗不能用。一個月后，眾軍士又“撾登聞鼓乞將劉益”，哀宗還是不能用。哀宗自稱“未嘗信任小人”，大臣石抹世勣應聲說：“陛下用小人則應有之。”哀宗忙問小人是誰？世勣歷數(shù)了一批奸臣的姓名，并說：“陛下不知為小人，所以用之。”哀宗無言對答，唯有“涕泣”（《金史·石抹世勣傳》）而已。
哀宗逃奔歸德后,他一手提拔的元帥蒲察官奴發(fā)動政變,將他軟禁于照碧堂,形同囚徒,諸臣無一人敢入見者。哀宗日悲泣云：“自古無不亡之國，不死之君，但恨我不知用人，故為此奴所囚耳。”自己也承認了“不知用人”。好不容易與內侍宋乞奴等密謀，將蒲察官奴殺死，哀宗才獲得了自由。
哀宗的“開言路”也有限得很。其即位不久，有一男子身穿麻衣，望承天門且哭且笑。侍衛(wèi)抓住他，責問原因。那男子說：“吾笑，笑將相無人；吾哭，哭金國將亡。”群臣請殺此人，哀宗雖然沒有同意，卻以“君門非哭笑之所”為由，將那男子“重杖而遣之”。
他下詔求言，并每天令一侍從官于宮門外，專門接受士民的言章。可是送進宮內后，卻先令諸朝貴“披詳可，然后進”，結果，“多為諸人革撥，百無一達者”（劉祁《歸潛志》）?！稓w潛志》的作者劉祁當時也奮然上書，并請求面見哀宗，叩陳利害，卻被權臣所阻，終于未能如愿。汴京被圍，哀宗巡城時，有一士人冒雨上疏。哀宗令左右收下，卻不當場覽閱，果斷行事，而是敷衍地說要帶回宮去就讀，請上疏者耐心等候。結果又如泥牛入海，音訊全無。
哀宗于朝門外設登聞鼓，但是，從未見過他聽從普通士民建議的事例，倒有他“杖殺新軍撾登聞鼓者”的記載。他不讓四方進獻白兔、黃鸚鵡等珍禽異獸。可是有一次，他于后苑放鷂，那鷂兒飛出宮中，哀宗忙命近侍出外追尋。近侍好不容易從一個農(nóng)民手中發(fā)現(xiàn)了那只鷂兒，不敢說是宮中所失，只是向那農(nóng)民百般索取。農(nóng)民不與，近侍給了他一筆錢，才勉強將鷂兒贖回。哀宗知道后，竟要將那農(nóng)民交付有司治罪。宋乞奴從旁諫道：“貴畜賤人，豈可宣示四方。”哀宗惡其大訐，“又杖之”（《金史·宦者傳》）。
在抗蒙戰(zhàn)略上，哀宗也有很多失誤。正大四年（1227年），蒙古兵復下平陽，平臨洮府。陜西行省進三策：上策由哀宗親率軍出戰(zhàn)，以激勵士氣；中策幸陜州；下策棄秦保潼關。哀宗無一聽從，只是派使臣去乞和。結果，蒙古軍長驅入陜，“關中大震”（《金史紀事本末》卷四十六）。幸好適逢成吉思汗在進攻西夏時病死，蒙古軍才暫時停止了對金朝的進攻。
四年以后，蒙古軍三路齊發(fā)，大舉攻金。此時，金朝的國勢又大不如前，省院議以逸待勞，暫時堅守以避敵鋒銳。哀宗卻道：“今兵至不能戰(zhàn)，止以自護，京師縱存，何以為國？”詔諸軍屯襄、鄧，與蒙古軍決戰(zhàn)。結果，鈞州三峰山一役，金軍主力慘敗，精銳全失，完顏合達、陳和尚等主要抗蒙名將死亡殆盡，“自是金不復能兵矣”（元·王惲《秋澗先生大全集》卷五）。
由歸德遷蔡更是一個大失策。遷蔡以前，山東行省袞王完顏用安就上書言六不可：“歸德環(huán)城皆水，卒難攻擊，蔡無此險”；“歸德雖乏糧儲，而魚芡可以取足；蔡若受圍，廩食有限”；“蔡去宋境不百里，萬一資敵兵糧，禍不可解”；“歸德不保，水道東行，猶可以去蔡；蔡若不保，去將安之”等等，認為若一定要離開歸德，倒不如遷往“富庶甲天下的”（《大金國志》卷二十六）的山東。哀宗不聽，果然，蒙古軍會同宋軍圍困了蔡州。城中糧絕，“鞍鞾敗鼓皆糜煮，且聽老弱互食。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，又往往斬敗軍全隊，拘其肉以食”（《宋史紀事本末》卷九十一）。而蒙古軍因得了南宋的糧食接濟，于城外“會飲，歌吹相接”。城中饑窘，唯有嘆息而已。遷蔡之初，哀宗激勵將士，兩次擊潰了攻城的蒙古軍。蒙古軍不敢再攻，便分筑長壘，準備長期圍困。有人建議應乘敵軍工役未竟，人馬遠來疲弊，麾軍四面出擊，必能將敵徹底擊潰?？墒前ё趨s認為金兵初集，軍心未安，“恐其出而不返，竟不出戰(zhàn)”（《大金國志》卷二十六）。待到長壘筑固，宋軍南來，局勢便再也無法挽救了。統(tǒng)治是中國北部一百多年的大金王朝，終于以蔡州城陷、哀宗自縊為標志，結束了自己的歷史。目睹金朝衰亡的劉祁曾批評哀宗“以圣智自處”、“諱言過惡，喜聽諛言，又暗于用人”、“不知大略”（劉祁《歸潛志》）等，應該說是比較中肯的。
金哀宗在位的十年間，竭力組織力量抗蒙圖存，這符合各民族、各階層人民的共同利益，也取得了可喜的勝利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戰(zhàn)局有所好轉。但是，他卻無法挽救喪亂中的金王朝在經(jīng)濟、政治上的全面崩潰，也就不能從根本上阻遏生氣勃勃的蒙古政權的猛烈進攻。再說，金哀宗畢竟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英武君主，因此，等待著他的，只能是一個亡國之君的悲慘結局。
